阎锡山问名士幕僚赵承绶：“什么叫政治？”赵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阎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阎又问赵：“什么叫宣传？”赵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阎更加不屑：“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在西方语境中，“宣传”是一个不怎么光彩的词语，类似我们常说的洗脑，或者赵本山的“忽悠”——“好腿忽悠瘸了。”当年的纳粹占领区，家家户户都争相挂出“卐”字旗，整个欧洲大陆一片红，蔚为壮观。

凤姐这条微博于8月份发表于国内新浪微博，转发者甚多。但直到11月份才惹出麻烦。一位叫做莫润的网友似乎懂得，针对美国联邦官员（包括总统与普通工作人员）和具体工作场所的威胁并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于是声称凤姐如不删除这条微博，他将向美国国土安全局报案。结果是凤姐不予理会，莫润声称报了案，凤姐将被遣返。

美国主导的评级机构是欧债危机的助燃剂。在12-9日最新一轮欧盟峰会召开前夕，眼看法国与德国可能就欧元区的统一财政达成部分协议、利好消息出现时，“评级大炮”又展开强有力的炮火猛攻。

1977-7-16至21日在北京召开中共10届3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同林彪勾结在一起……“四人帮”使用种种阴谋手法，猖狂反对党中央，妄图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狂妄野心。

户籍制度是政府运用相关的行政手段对所辖人户进行登记和管理的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法律制度。传统户籍制度是王朝国家纳贡体系的体现，其主要功能是强迫臣民百姓给国家缴纳赋税，维护皇权统治的稳定性；现代户籍制度则是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在民的体现，其主要功能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人口基本信息，以便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促进和保障公民的福祉。由传统王朝国家向当代宪政国家的历史转型，建立一个保护公民私权基础上的现代户政制度，是其不可或缺的基础制度建设。

目前，中国正在努力推广公共外交，这是件很好的事。但是，我也发现，中国正在犯着几乎与几年前的韩国同样的错误：忽略“老外”的想法。

林彪事件时，我正被关起来审查“516”的事。开始审查我的时候，还有关于我们反林彪的什么罪，后来有一段就不问了。大概1971-10-27号，迟群、谢静宜一起来见我，他们才告诉我，林彪死了，是反革命。对林彪事件本身，我感到十分震惊。文革当中，我们认为有两个人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一个是江青，一个就是林彪。那时对林彪的信任还是不可动摇的，很崇拜的。这对我震动很大，如果说林彪都反毛主席，我感到没什么可信的了，好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不过这时候我被关起来很封闭，另外思想也很封闭。所以还没有能够从文革的大思路等角度深入考虑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极端反常的气候。先是50年不遇的大旱，旱得长江成了一条水沟，航运中断。中国最大的两个湖泊，鄱阳湖 和洞庭湖，湖底裸露，可以走汽车，长出了一人多高的荒草，还可以放牧牛羊。紧接着这两天暴雨、洪水成灾，许多地区直接从大旱转变成大涝，就跟按了个电钮一 样。

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

钱先生去了，令人想起弘一法师的临终偈子：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对中国而言，2011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大约永远不会再有过去30年的那种高速增长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公开争论、新民主主义论的公开提出等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时，在这一年，一个对局外人来说不那么显眼、但对中国长期演进颇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趋势更为明晰和强劲，那就是儒家快速进入思想和政治之舞台中心。

今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气候峰会在各国代表数天的吵吵嚷嚷和互相指责中产生了非常有限的成果。尽管会议确立了“第二承诺期”（2013-2017）以延长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和建立金额庞大的“绿色气候基金”，但会议本身和之前的哥本哈根峰会及坎昆会议一样，不能实现“峇厘岛路线图”，即达成一项实质性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条约以彻底取代京都议定书。

创造一个时代文化的主体是该时代的个体公民。任何党团只是参与时代文化创造的一份子，不应该也不可能主导一个时代的文化创造。从历史来看，任何文化繁荣的时代，都必具有宽松的社会环境，宽容的社会心态，较高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使该时代的每个个体公民的创造性得到充分激化，从而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观。可以说，自由是文化繁荣之根本，宽松与宽容是文化繁荣之土壤。如果一旦某个时代的某个党团（党派或统治集团）出来主导该时代的所谓文化建设，那么文化就必遭阉割，就必会给社会带来“我花开后百花煞”的萧索，使社会陷入“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困局。

言论自由是人类全部自由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自由都将无从保障。在没有言论自由或者言论自由被侵袭的地方，虐政必将横行，在现当代，这种虐政有一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说极权主义、极权专制主义。极权专制主义可能会导致很多社会罪恶，然而在我看来最严重的罪恶在于对人的精神扼杀，甚至可以说，我们平时所指摘的社会罪恶是极权专制主义对人进行精神扼杀的结果，也是绝大多数社会罪恶之所以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人类社会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人类发展过程，已充分证明文明与文化进步的核心价值与竞争力，就是自由。经济活动中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经济就陷入滞胀与危机；而文化提升方面自由才是硬道理，没有自由，文化就匮乏灵魂和生命。

大约两个世纪之前，拿破仑曾经质问手下：“法兰西的文化为何不够繁荣？”尽管他未找到答案，但其统治方式替他做出了回答：原因在于让文化服务于权力。

这抑或是当下文化的一个缩影？而在当事的领导们看来，保不准还委屈呢：我对你们已经够重视了，知道外面有多少人等着见我一面吗？

中国的文化复兴这个问题，是个老掉牙的题目，为什么又重提这个话题呢？有两个新的背景，一个就是现在的物质飞速地发展，但是呢文化遇到了危机。全民道德滑坡，可以这么说吧。然后大家都在想，中国的文化到底是怎么了。我是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物质的繁荣不一定造成文化的昌盛。有的时候物质不太繁荣，但是思想非常活跃，文化很繁荣。这种情况也是在历史上经常有的。所以应该探讨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从何时起,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的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相当长时间以来，何谓“资本主义”国家，何谓“社会主义”国家，日益令我困惑。自今年2月起又有《炎黄春秋》载毕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谢韬老先生《论民主社会主义》一文，引起海内外沸沸扬扬，议论不断。赞同者评价甚高；那些攻击性的言论似曾相识，都是上纲上线，棍子在手，“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云云，而且都以正宗“科学社会主义”说事儿。似乎“科学”与“民主”是互相排斥的，我的困惑就更加驱之不散。余也愚钝，在理论上引经据典，推敲“提法”非所长，只能就自己经验、常识所及，就国内外实情，摆出问题以求教于识者。

我很高兴知道大陆的年轻朋友关心祖国的统一问题。所以，我深深地感觉到：“德不孤，必有邻。”我在台湾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已奋斗了30年。祖国大陆的年轻一代，有这么多人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关心着祖国的前途。所以更使我有信心认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一定会实现，（掌声，长时间）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可以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完成。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凌辱。今天，最后剩下的问题，从港澳回归之后，那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关涉着祖国的和平统一问题，而且也关涉着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

我这一生与音乐的缘份最深，我从初中毕业後即进入中等音乐学校学习，接着又进入高等院校音乐系继续深造。按理，我应该是一生从事音乐事业的，但是，因为命运的播弄，我却离它越来越远，原来我与音乐又是无缘的！

2011-10-18日中国共产党第17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为此具体提出了“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很令人鼓舞。有了财政上的保证，就为“大发展大繁荣”准备了物质条件。不但有了物质的保证，还提出了方向和方针：“必须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就更加重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繁荣文化事业首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相反，没有百花齐放，没有百家争鸣，而像汉武帝独尊儒术一样，让个什么东西“定于一尊”，就不可能有什么文化事业的大繁荣了.

最近，中国官场又出现一位“最年轻的县委常委”、湖北省江陵县26岁的美女统战部部长。类似“最年轻市长”、“最年轻厅官”、“最年轻县长”、“最年轻美女镇长”的现象，自2008年以来几乎从未停止过。今年下半年，最年轻市长升任副厅级干部，简历却被当地列为当地机密的29岁馆陶县新任县长，这样的新闻每曝出一次，都能戳痛网民敏感的神经。据不完全统计，在媒体上曝光出来、并且有诸多争议的80后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有11位。在官本位文化里，担任多高级别的官员、拥有县处级还是司局级职务，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文化氛围里，往往又会积累一些“论资排辈”的官场规则，可是，这些80后官员的上位，又似乎诉说着另样一种故事。 .

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代天骄，盖世伟人；两代核心，同一伟业。
他们两个伟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有不同的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又有类似的大落大起的坎坷经历;他们既有过患难，亲密无间，充满深情厚谊，又有过分歧，若即若离，存有恩恩怨怨;他们既有伟人高风惊世之举，又有令人扼腕而叹之事。他们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奇特而又微妙的传奇色彩，闪耀着传统而又亮丽的真理之光。

“上海模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最早使用的，主要针对印度试图将孟买变成另一个上海的努力。虽然这显然不会成功，但“上海模式”的成立有其独特的制度条件，概而言之，是有中国特色的，印度搞不来。我在《有中国特色，无中国模式》的文章里，也讨论过“何谓有特色？浙与沪不同”。黄亚生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就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